前不久，我参加了一个业主聚会，尽管大家都是老朋友，但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了。坐在我旁边的邻居Z姐与上次见面截然不同，脸上布满了红血丝，显得比之前胖了许多。出于关心，我向她询问近况。她告诉我，她得了带状疱疹，正在接受激素治疗，脸部的肿胀和红血丝都是激素的副作用。我好奇地问，“你打过疫苗吗？” Z姐点头答道，“打了三针，科兴的。” 我对此回应道：“那就能理解了。” 此时，另一位邻居小M也插嘴说：“这很可能和疫苗有关。” 坐在对面的H哥随即表示：“没错，苗苗的后遗症。” 小M也证实道：“我接种后得了荨麻疹。” H哥紧接着说：“我体检时发现有肺结节。” 众人纷纷响应，有的人也表示自己有类似问题。参与聚会的十多位邻居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来自不同的行业，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一些轻重不一的后遗症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接种疫苗，而大多数人都是打了三针。

在聚会中，小M询问我：“不打针，你怎么坐高铁、地铁？” H哥满脸惊讶地问：“那你孩子读书怎么办？” 另一位邻居J也连连附和：“不打针正常上班都难啊。” 我微笑着回应：“你们提到的问题我都经历过，但其实很多困扰都是自己想象的，现实中没有那么夸张。” 过去三年疫情，我依然跨省上下班，每周末都乘坐高铁，但从未碰到过查接种记录的情况。唯一的一次，是在地铁去高铁站时，正好赶上新规实施，要求查看接种记录。服务人员见我没有接种记录，拒绝让我入站。我态度坚决地反问：“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疫苗管理法》哪一条规定不打针就不能坐地铁？你们这是违法行为！”言辞犀利，引来了周围人的围观。由于意识到自己理亏，一位负责人出来调解，便把我请到他们办公室进行沟通。我坚决表示，并且熟悉相关法规，领导见到不是善茬，只得频频道歉，亲自将我送入站。经过一番波折，我虽错过了高铁，但我认为这全都值得。后来在其他乘客的投诉下，地铁方魏即发布通知，紧急撤回了查接种记录的要求，那项规定只存在了一天就消失了。

虽然出行和孩子上学面临一些压力，但并没有强制要求接种疫苗，女儿所在的学校也未把接种与入学挂钩，班主任只是反复在班群中催促同学们接种。班上其他同学都去打了，只剩下我女儿未接种，班主任因此公开提到她的名字，令我女儿感觉到巨大的压力。她向我表达：“爸爸，大家都打了，我要不要也去打？” 当时我心中忧虑，整夜失眠，翻遍了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疫苗管理法》，特意写了一份长达1000多字的“不打针声明”，详细说明女儿未接种的原因，并申明如有强制行为，我一定追究责任。声明发出后，我还与班主任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，从一位父亲的立场表露我的担忧。我说：“我知道您也有难处，不想给您添麻烦，如果有人找您麻烦，您可以让我处理。如果有人要强迫接种，务必让他们签字，出岔子我会追究责任。” 也许是因为我的态度坚定，班主任没有再点名我的女儿，也不再找她的麻烦，最终女儿成功避免了危机。

虽然解决了女儿的读书问题，但因未接种疫苗，我也遭遇了来自社会的压力。记得那段时间，社区多次打电话催促我接种，甚至暗示不打针会影响出行、信用和孩子的上学。我一律以疫苗不成熟为由拒绝。社区并不罢休，多次骚扰我母亲，这让我非常愤怒，于是我致电给社区书记，严厉质询：“如果接种后出现问题，你们负责吗？只要你签字承认责任，我就打针。如果不签字，就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家人。” 书记面对我的质问哑口无言，从此便再没有打过电话给我。村里的妇女主任为了劝说我母亲接种，甚至开车直接到我家，我气愤之下拿起工具大声喝斥她们，威胁她们如果再来打扰，我绝不客气。见我如此强硬，那些人迅速退去，从此再也没有骚扰过我的母亲。

我的公司也面临压力，因为物业要求公司行政部每周统计接种情况，其他同事都已接种，只有我一人显得格外突出，给我增加了无形的压力。自2021年8月起，公司所在街道也频繁电话询问我为何未接种，我平静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不想接种。见我态度坚定，街道慢慢停止了骚扰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回想起这些经历，我的情绪有些激动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平复心情后，我对H说：“只要你坚持，就没人能够逼你打。后果多是自己想象的，根本没有那么可怕。”小M随即插话：“为什么当初你不劝劝我们？” 我回应道：“我连我妻子都劝不住，你们觉得你们会听？”回想起最初推广接种疫苗时，我曾给妻子发了大量科普文章和证据，但她选择性忽视，认为疫苗投放市场不可能有问题。